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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人鳳


[公元1860年-1920年]
  
譚人鳳
  譚人鳳,字石屏,晚年自號雪髯,人稱譚胡子。縣永靖團福田村(今屬隆回縣)人。清咸豐十年八月初六日(1860年9月20日)生。青年時多次應試不第,在村義學任塾師。秉性剛直,路見不平,必拔刀相助,對官紳豪富尤深痛恨。嘗云:“官食民膏作威作福如此,吾將盡力鏟除之。”光緒二十一年,在家鄉辦福田小學。光緒二十九年(1903)至縣城,在文廟興辦私塾,“招收學生之悍者,教授而訓練之。”后以為教育救國“其道迂遠,未能濟急”,乃參加洪門會黨,多次去時榮橋(今屬新邵縣)會見會黨首領周叔川,與周在一字山設壇聚義,共謀反清革命。次年秋,得知黃興等在長沙組織華興會,譚人鳳在會黨中加緊活動響應,召集各地首領至縣城密會,約定肖立誠、李洞天為邵陽主任,唐鏡三為武岡主任,劉綱領為隆回主任,李燮和為安化主任,周叔川新化主任,分別積極發展會黨組織,并以縣城所辦私塾為通訊聯絡處,印就章程、黨證,講義冊分發各地。
  光緒三十一年,譚人鳳先后去辰、沅、黔、桂串連會黨,并與衡州、永興郴州桂陽等地會黨聯系,會黨勢力“逐彌蔓于全省”,譚人鳳成為洪門首領。同年十月下旬,譚屬會黨于寶慶麻塘起事,譚由桂林馳歸而事已敗,黨眾集其家,官府警覺,派兵圍捕。譚-離鄉赴長沙避難,寓駐省新化中學堂,權任監督。八月,離湘逃亡日本,經黃興介紹加入同盟會。十月,湖南爆發萍瀏醴起義,譚人鳳圖謀響應,歸國抵長沙而事已敗,乃再赴東京。十二月(1907年1月),插班進入法政大學第五期學習。此期間,譚人鳳參與了革命派(以中山為代表)與保皇派(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思想大論戰,譚嚴斥梁啟超為反復小人,表示與改良主義徹底決裂。此后,同盟會組織的多次反清武裝起義,譚“無役不從”。光緒三十四年四月二十日,清廷在上海《神州日報》發布通緝令,懸重賞通緝譚人鳳及黃興等6人。宣統元年,同盟會內部陶成章等掀起倒孫(中山)風潮,譚人鳳挺身而出,與黃興、劉揆一聯名致函陶等,逐條為孫中山辯解,力勸其顧大局,維護同盟會。宣統二年五月,孫中山秘密至東京,譚人鳳面陳孫中山,力主改良黨務,孫表示“容日約各分會長再議”。因日本政府不允孫中山停留,孫中山、黃興相繼離日,整頓黨務落空。孫、黃離日后,譚人鳳與宋教仁于宋寓寒香園召集在東京十一省區同盟會分會會長和會員一百人開會,商討改良黨務和制訂革命方略。會議根據同盟會章程,議決在上海設立中部同盟會。九月,譚人鳳就此事赴香港與黃興商酌,并去南方支部會晤胡漢民。胡等反對成立中部同盟,譚人鳳怒而責之:“本部在東京,總理西南無定蹤,從未過問,總于何有?理于何有?東京經費純仗同志攤派維持,并未向各處招搖撞騙。汝等以同盟會名義,騙取華僑巨款,設一事務所,住幾個閑散人,辦一機關報,吹幾句牛皮,遂算本事沖天,而敢藐視一切耶?“幾欲揮之以拳,經趙聲等勸阻,譚怒始息。次日,譚招趙、胡飲酒,力誡胡漢民說:”勸君放開眼界,天下事斷非珠江流域所能成,余往返香港三四次矣,請從此別。“旋于是夜乘輪返東京。
  隨后,黃興與趙聲在南洋募得巨款謀在廣州起義,設統籌部于香港,黃函譚人鳳前往籌劃。譚因已與胡漢民決裂,本不愿往,經多方勸說,始于宣統三年正月初六日(1911年2月4日)抵香港。是夜詢問各情,譚建議“兩湖居中原中樞,得之可以振動僵國,控制虜廷;不得,則廣東雖為我有,仍不能以有為。”“兩湖同志很多且積極,因經費缺乏難于進取,如能給予援助,則機關一立,勢力集中,廣東一動,彼即響應,中原計日可定也”,黃、趙表示同意,即交譚5000元銀元,往長江流域聯絡。譚先到上海,向宋教仁等通報黃興對組織中部同盟會意見,敦促加緊組織,以3000元銀元交鄭贊丞負責辦理蘇、浙、皖、贛等省黨務事。旋至武漢,與黨人孫武居正等商討,動員所屬會社加入中國部同盟會,并以800元銀元交居正孫武作為活動經費。二月初抵長沙,與黨人曾杰、鄒永成、劉承烈等研究組織革命機關,為響應廣州作準備,以700元銀元交曾杰開展籌備工作。譚人鳳此次活動,推動了各地革命發展,為后來正式成立中部同盟會奠定了基礎。三月趕回香港。旋至廣州,堅持要求參加起義敢死隊,被黃興力阻乃止。
  廣州起義失敗后,譚人鳳于同年五月抵武昌,擔負長江流域同盟會領導責任,嘗言:“黨事者,黨人之公責也,有依賴性,無責任心,何以對死友于地下耳!”不久,返回上海,與宋教仁、陳其美等向銀行借款20萬元,于閏六月初六日(7月31日)正式成立中部同盟會。通過了譚人鳳和宋教仁分別起草的《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成立宣言》和《中國同盟會中部總章程》。《宣言》聲明“奉東京本部為主體,認南部分會為友邦”。《宣言》總結了同盟會以往失敗的原因在于“有共同的宗旨,無共同之計劃,有切實之人才,無切實之組織”,“過去活動面太狹窄,以致跳來跳去只此數人”,是“惟挾金錢主義,臨時召集烏合之眾,攙雜黨中,冀僥幸以成事”,并確定今后“舉義必由總部召集各分會決議,不得懷抱野心,輕于發難”。在閏六月初八日(8月2日)召開的第二次會議上,譚人鳳被推為總務會議長。黃興得知中部同盟會成立,致函譚人鳳,盛贊其“老謀深算,雖諸葛復生不能易也,光復之基,即肇于此,何慶如之”。
  同盟會將武裝斗爭中心移至長江流域后,使共進會與文學社等團體的聯合已成為可能,方經過多次商議,并經譚人鳳從中斡旋,使共進會與文學社等團體的聯合已成為可能。雙方經過多次商議,并經譚人鳳從中斡旋,終于同年8月實現了聯合,建立了統一領導的武裝起義機關。武昌首義之前,湖北革命黨人到上海請黃興、譚人鳳、宋教仁至武漢領導起義,當時黃在香港,譚有病已住醫院。因事急,譚乃提前出院,帶病于宣統三年八月二十三日趕至武昌。九月初一日(10月22日),湖南宣布獨立,譚人鳳為鞏固兩湖革命陣地,于初五日回長沙,部署寶慶、新化、常德各地起事響應,并組織湘軍援鄂。十月初四日(11月24日),戰時總司令黃興急電譚抵武昌參贊戎機,譚立即渡江抵鄂,并慰勞鼓勵湘軍將士重返前線。十月初八日,漢陽失守,革命軍退守武昌,黃興認為“武昌已不能守”,“俟再議恢復”,旋于當晚離鄂赴滬。初十日黎元洪又逃往葛店。十一日(12月1日)各省代表-漢口英租界,譚人鳳以湖南代表出席并被選為臨時議長。十三日會議通過《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時武昌“市街黑暗,商民轉徙,不少軍士棄城去逃”,形勢危急。十月十六日(12月6日),譚人鳳受革命黨人擁戴,出而繼任戰時總司令,旋據譚人鳳提議,將戰時總司令職改稱武昌防御使兼北面招討使,節制武昌各軍及各省援軍,譚表示:“事由我輩起,自應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于是“晝出洪山,夜歸武昌,防御諸事,漸有頭緒,人民亦安堵矣”。由于武昌首義區的鞏固,為革命發展贏得了時間,加上中部同盟會積極組織發動,各省相繼響應,辛亥革命終于取得了勝利。黃興曾贈譚人鳳詩云:“能爭漢上為先著,此復神州第一功,愧我年來頻敗北,馬前趨瞰稱雄。”
  民國元年(1912),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譚人鳳反對南北議和,反對清帝退位優待條件及清皇室優待條件,反對孫中山讓位于袁世凱,反對黃興辭南京留守職,主張繼續北伐。南北議和告成,袁世凱任命譚人鳳為粵漢鐵路督辦,譚拒,后經宋教仁規勸,乃勉任斯職。同年8月,宋教仁將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置同盟會革命綱領于不顧,并吸收大批官僚政客入黨,譚對此深表疑慮。此后對于國民黨“始終置身局外,不表贊成,在京在湘,且以狐群狗黨目之。”11月,譚調任長江巡閱使。在任期間,每遇同事有錯誤,即面數其過,一罵之后,又毫無成見。翌年(1913)3月10日,袁世凱授譚人鳳陸軍上將銜,贈以勛章,譚均“辭而未受”,并當面對袁表示:“譚某不是要位置的人,是要做事業的人。”3月20日,宋教仁被刺,譚人鳳支持孫中山武力討袁主張。7月,“二次革命”爆發,譚人鳳回湖南策動譚延闿反袁獨立。失敗后,袁世凱懸賞萬元通緝譚人鳳,譚再次逃亡日本,隱寓九州福岡縣筑紫郡太宰府町,改名林泉逸,撰寫《石叟牌詞》。
  譚人鳳在日本仍繼續堅持反袁,并于民國4年赴南洋籌款,在新加坡參與“水利促進社”,極力發展組織,謀在西南諸省起事。民國5年致電黃興,表示“極端贊同孫中山在滬發表的《第二次討袁宣言》”,請與孫共同討袁。還致電首舉護國旗幟的蔡鍔,請其吸取“二次革命”失敗教訓,直搗幽燕,以誅元兇。同年冬,黃興、蔡鍔相繼病逝,譚奔走京、湘經辦喪事,力主運回湖南舉行國葬。民國6年2月,致電北京政府反對加入協約國參與歐戰,主張嚴守中立。7月,張勛擁清遜帝復辟,譚堅決反對。民國7年,向各界致電擁護孫中山0運動,并被邀赴廣州襄理戎機。后因病回滬療養。
  民國9年4月24日,譚人鳳病逝于上海,終年60歲。孫中山為之治喪。全國各省議會、政、軍各界分別致電悼念。其遺體歸葬新化文田鄉茅田村。靈柩途經長沙,湖南各界舉行追悼大會,軍政要員親為致祭。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在其遺像-題“青霞奇御”。追悼會對聯為“約法定三章,血淚揮殘,僅守河山半壁;湘人同一哭,老成凋盡,更誰砥柱中流。”其平生著作,今人輯有《譚人鳳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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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歷史事件:
辛亥革命 (公元1911年--公元19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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