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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


[][公元987年-1053年,宋詞四大家,中國古代十大悲情才子,宋朝詞人,柳氏三絕]
  
柳永
  柳永(約984年—約1053年),原名三變,字景莊,后改名柳永,字耆卿,因排行第七,又稱柳七,福建崇安人,北宋著名詞人,婉約派代表人物。柳永是第一位對宋詞進行全面革新的詞人, 也是兩宋詞壇上創用詞調最多的詞人。柳永大力創作慢詞,將敷陳其事的賦法移植于詞,同時充分運用俚詞俗語,以適俗的意象、淋漓盡致的鋪敘、平淡無華的白描等獨特的藝術個性,對宋詞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柳永出身官宦世家,祖父柳崇,世居河東(今山西),曾為沙縣縣丞,在州郡頗有威信。父親柳宜,出仕南唐,為監察御史;南唐滅亡后,柳宜供職北宋,任雷澤縣令,不久,改為費縣縣令、濮州任城令。柳永即出生于其父任所(984年,費縣;或987年,任城;史無明確記載)。
  淳化元年(990年),柳宜入汴京-,授全州通判,柳永隨父赴任。淳化五年(994年),柳宜以贊善大夫調往揚州,柳永隨往,習作《勸學文》。至道三年(997年),柳宜屢遷至國子博士,命其弟攜畫像前往故里崇安,以慰家母思念,柳永隨叔歸鄉。
  咸平元年(998年),柳永居家鄉,游覽名勝中峰寺,作詩《題中峰寺》。柳永讀到《眉峰碧》,甚愛此詞,將它題寫在墻壁上,反復琢磨。咸平四年(1001年),柳永嘗試為詞,作《巫山一段云·六六真游洞》,歌頌家鄉風景武夷山,有“飄飄凌云之意”。
  流寓江淮
  咸平五年(1002年),柳永計劃進京參加禮部考試,由錢塘入杭州,因迷戀湖山美好、都市繁華,遂滯留杭州,沉醉于聽歌買笑的浪漫生活之中。咸平六年(1003年),孫何知杭州,門禁甚嚴,柳永作《望海潮·東南形勝》,前往拜謁。此詞一出,即廣為傳誦,柳永亦因此名噪一時。
  景德元年(1004年)秋,孫何還京太常禮院,柳永做《玉蝴蝶·漸覺芳郊明媚》,追憶陪孫何游樂情事。
  景德年間(1004—1007年),柳永離開杭州,沿汴河到蘇州,作《雙聲子·晚天蕭索》;不久入揚州,作《臨江仙·鳴珂碎撼都門曉》,追憶舊游,度過了青年時期的一段放浪生活。
  科舉之路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柳永進入京師汴京(今開封)。時北宋承平日久,都城繁華極盛:元宵,皇帝與民同樂;清明,郊外踏青;端午,龍舟競渡;汴京風情,紙迷金醉。柳永凌云辭賦,將帝都的“承平氣象,形容曲盡”。
  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春闈在即,柳永躊躇滿志,自信“定然魁甲登高第”。及試,真宗有詔,“屬辭浮糜”皆受到嚴厲譴責,柳永初試落第。憤慨之下作《鶴沖天·黃金榜上》,發泄對科舉的牢騷和不滿,但對中舉出仕并未完全絕望。不久之后,柳永作詞《如魚水·帝里疏散》,對此次應試的不利,柳永已不再介懷,對試舉仍抱希望。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柳永第二次參加禮部考試,再度落第。同時,與相好歌女蟲娘關系出現裂痕,柳永作詞《征部樂·雅歡幽會》,抒發失意兼失戀的苦悶情緒。
  天禧二年(1018年),長兄柳三復進士及第,柳永第三次落榜。
  浪跡天涯
  天圣二年(1024年),柳永第四次落第,憤而離開京師,與情人(或為蟲娘)離別,作著名的《雨霖鈴·寒蟬凄切》,由水路南下,填詞為生,詞名日隆。[26-27] 因漂泊日久,身心疲憊,柳永作《輪臺子·一枕清宵好夢》,追憶“卻返瑤京,重買千金笑”,感嘆“芳年壯歲,離多歡少”。
  天圣七年(1029年),柳永返回京師,汴京繁華依舊,但故交零落,物是人非,觸目傷懷,柳永又離開京都,前往西北。
  明道年間(1032—1033年),柳永漫游渭南,作《八聲甘州·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不久,至成都,時田況知益州,錦里風流、蠶市繁華,柳永作詞以贈。出成都后,柳永又沿長江向東,過湖南、抵鄂州。
  釋褐為官
  景祐元年(1034年),仁宗親政,特開恩科,對歷屆科場沉淪之士的錄取放寬尺度,柳永聞訊,即由鄂州趕赴京師。是年春闈,柳永與其兄柳三接同登進士榜,授睦州團練推官,暮年及第,柳永喜悅不已。
  二月,柳永由汴京至睦州,途經蘇州,時范仲淹知蘇州,柳永遂前往拜謁,并作詞進獻。九月,睦州知州呂蔚愛慕柳永才華,向朝廷舉薦,因“未有善狀”受阻。
  景祐元年(1037年),柳永調任余杭縣令,撫民清凈,深得百姓愛戴。寶元二年(1039年),柳永任浙江定海曉峰鹽監,作《煮海歌》,對鹽工的艱苦勞作予以深刻描述。柳永為政有聲,被稱為“名宦”。
  轉官辭世
  慶歷三年(1043年),調任泗州判官。時柳永已為地方官三任九年,且皆有政績,按宋制理應磨勘改官,竟未成行,柳永“久困選調”,遂有“游宦成羈旅”之嘆。秋,柳永進獻新詞《醉蓬萊·漸亭皋葉下》,因有“太液波翻”等語,不合圣意,改官投訴無果而終。八月,范仲淹拜參知政事,頒行慶歷新政,重訂-磨勘之法。柳永申雪投訴,改為著作佐郎,授西京靈臺山令。
  慶歷六年(1046年),轉官著作郎。次年,柳永再度游蘇州,作詞贈蘇州知州滕宗諒
  皇祐元年(1049年),轉官太常博士。次年,改任屯田員外郎,遂以此致仕,定居潤州。
  皇祐五年(1053年),柳永與世長辭。
  柳永的詞
  柳永是第一個專心致力于歌詞創作的人,他以“一生精力在是”,其毀譽枯皆與詞息息相關,他用詞發揮自己的才能與天賦,用詞抒寫自己的情感與遭際,也用詞記錄見聞感受甚至作為交游謀生的手段。因此,比之唐五代與北宋初期的詞,柳詞在內容上便有了很大的開拓。他的詞,不再是僅僅用以佐酒助興,也不再囿于狹小的生活圈子,而是面向更廣闊的天地,都市風光、湖山勝景、羈旅行役、詠物懷古、祝頌投贈、游宴贈記、相思相別、悼亡游仙在柳詞中無所不有。柳詞現存二百一十二首,描繪都市繁華、節日盛況及祝頌投贈之詞約三十首,羈旅行役之詞約七下首,男女情事及憎記之詞八十多首,游冶飲宴及其他內容的約三十首。
  柳永生活和創作時段主要在北宋真宗和仁宗兩朝,正值“盛明”之世。柳永以他的耳目感受盡情描繪了當日物阜民康=朝野多歡的升平氣象。如寫帝都的半麗祥瑞:“帝居壯麗,皇家熙盛”、“太平時、朝野多歡。遍錦街香陌,鈞天歌吹,閬苑神仙“(《透碧宵》);寫都市繁華富庶:“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望海潮》);寫人們游冶行樂:“是處樓臺,朱門院落,弦管新聲沸騰。恣游人,無限馳驟,嬌馬車如水。競尋芳選勝”(《長壽樂》);寫佳節的熱鬧場面:“列華燈、千門萬戶。遍九陌、羅綺香風微度。十里然絳樹。鰲山聳,喧天簫鼓”(《迎新春》)這些描寫,雖不免有-、-之嫌,卻也比較寫實地描繪了一幅社會字定、經濟繁榮、朝野同炊的都市生活風俗畫卷。北宋黃裳曾感之曰:“予觀柳氏樂章,喜其能道嘉祐中太平氣象,如觀杜甫詩,典雅文華,無所不有。令人歌柳詞,聞其聲,聽其詞,如丁斯時,使人慨然所感。”李之儀稱柳詞“形容盛明,千載如逢當日。”比柳永略后的朝中重臣范鎮亦曾嘆曰:“仁宗四十二年太平,鎮在翰苑十馀載,不能出一語歌詠,乃于耆卿詞見之。”這些評論,皆指出柳永以詞記實、以詞頌美的特點。其立足點,正是儒家禮樂文明與政相通的思想,即所謂“治世之音安發樂,其政和”。柳詞描寫盛世氣象的客觀性使其詞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反映現實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黃裳以柳詞比之杜詩,不無一定道理。
  前人謂柳詞“尤工于羈旅行役”。如前所述,柳永曾于一段時期東西漫游,入仕后又常任一些流轉各地的小官,故詞多抒寫羈旅的窮愁與行役的勞頓。這些詞,因是寫詞人的親身經歷切身體驗,故感情真摯而飽滿。又因與所行之地的山川景物風土人情相融合,故覺境界開闊,物態豐妍,氣象萬千。而尤具特色的是,柳永常借暮秋晚的蕭瑟之景,抒寫羈旅落拓的感傷之情,并借“悲秋”之宋玉,抒發貧士失職才人遲暮的悲概,給人以極大的震撼力與藝術感染力。《雪梅橋》、《曲玉管》、《玉蝴蝶》、《戚氏》等都屬于這類作品。
  閨情詞為數最多,或贈記,或代女子抒發閨怨,或寫詞人自己的離別相思。柳永在這些詞中,第一,熱情描寫和贊美了那些色藝出眾、品流詳雅的風塵女子,如《柳腰輕》、《風棲梧》、《少年游》等。第二。抒寫了男女之間真誠的愛戀,既有女子的刻骨相思,亦有男子的真心癡情,從中表達了青年男女對愛情的追求,也表達了詞人的愛情理想。如“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鳳棲梧》);“美人才子,合是相知”(《玉蝴蝶》)。第三,著力刻畫下層婦女的境遇,尤對她們的不幸遭遇寄予深切的同情。如《斗百花》、《秋蕊香引》二首悼女子青春早逝。“一生贏得是凄涼”,則是女子命運的一個總概括,表現了柳永對婦女的理解、尊重與同情,不乏平等思想與人道主義。這反映了當時新興市民階層進步思想意識對他的影響。當然,閨情詞中也雜有平庸的0描寫,這毋庸諱言的。
  值得特別提出的是,柳永在許多羈旅閨情游冶詞中,經常表現出對功名利祿的鄙棄。對此,論者歷來抑場不一。我們認為,說柳永一貫蔑視權貴追求利祿、追求享樂,都未為切當。柳永對功名的態度,實際經歷了熱衷向往——調侃放浪——竭力進取——感傷厭倦四個階段。他青少年時期熱衷功名,向往通過科舉仕進以實現自己的用世之心、兼濟之志,走的是古代知識分子實現人生任何價值的理想道路,這無可厚非。但他浪漫疏狂的性格和善為詞的天賦,卻使他沒有以嚴肅認真的態度去追求自己的目標。在遭受挫折后,他功名表示蔑視,他不過是落第舉子一時的憤激解嘲之語。“富貴豈由人,時會高志須酬”(《如魚水》)。他一方面以調侃放浪的態度處之,一方面又期待時來運轉一酬壯志。釋褐后的柳永,竭力進取,不無政績,雖也曾干謁權貴、-,但風氣處境使然,不可求全責備。只在飽經仕途的坎坷、身體多病與游宦生活的艱辛之后,柳永對功名利祿的懷疑與束定才具有了真正的意味:“驅驅行役,苒苒光陰,蠅頭利祿,蝸角功名,畢竟成何事,漫相高”(《鳳歸云》);“念浮生、不滿百。雖照人軒冕,潤屋珠金,于身何益。一種勞心力。圖利祿,殆非長策”(《尾犯》):“紅顏成白發,極品何為”(《看花回》);“名韁利鎖,虛費光陰”(《夏云峰》)??這種懷疑和否定是伴隨著人生價值的思考而展開的。他開始認識到,在人短暫的一生中,功名利祿不過是一種“虛費光陰”、徒“勞心力”、“于身無益”的東西,現實生活才是實實在在須當把握的。由此,他追憶過去未名未祿時自由自在盡情盡意的生活。應該說,柳永此時對昔日享樂生活的懷戀,不僅僅是作為一種單純的感官享受來追求,而是上升到一種人生意識的高度,具有一種與現實比照的“符號”意義。他對功名利祿的感傷厭倦情緒,體現了一種人生價值的追求的失落感,其中既有不被社會見容見用的政治價值失落,也有一個性不得舒展張揚的人生價值的失落,更有老大傷悲的生命本體價值的失落。由于這種失落感是在人生各種價值被毀滅之后所產生出來的,不乏悲劇色彩。它在不得志的知識分子和下層群眾中最易引起同情和共鳴,這也是柳詞為人喜愛的一個重要原因。
  柳永對詞的突出貢獻是大量創作慢詞,變舊聲作新聲,以“賦法”入詞,鋪敘展洐,或情景交融,或明白家常,具有雅俗相兼的審美特征。
  (一)關于慢詞
  詞由唐興起而至北宋初期,歌者日多,制作益繁。然一般文人士大夫因不甚熟通音律,仍習于專工單調小令,以其尚含蓄,又與詩之作法相近之故。自唐中葉漸有慢詞以來,僅流行于教坊或巷間。柳永既出入坊曲,與樂歌記頻繁交往,尤精于音律,善為歌辭,便肆其筆力,大量制作長調慢詞,又“變舊聲作新聲”,遂使慢詞長調,“始大行于士大夫間”,以致后來的大詞家無有不受其籠罩者。據龍榆生先生散統計,“今所傳《樂章集》及《續添曲子》,凡用十七宮調,一百五十三曲。或同一曲名,而別入數宮調,而大部為長調慢詞。其為依新腔而制之作品,必居多數。”可知柳永對詞體之開拓與演進實有大功。
  (二)關于“賦”法
  柳永既大量制作長調慢詞,在寫法上,自然不同于以往含蓄凝練的小令。他除了在“慢詞的或型過和中引入律詩的構成法”外,更為突出的采取了“以賦為詞”的作法。近人蔡嵩云指出:“周(邦彥)詞淵源,全從柳出。其寫情用賦筆,純是屯田家法。”夏敬觀亦謂柳詞“用六朝小品文賦作法,層層鋪敘,情景交融,一筆到底,始終不懈。”可見探討“賦法”是把握“屯田家法”之關鍵。
  所謂“賦”,一是指詩歌的一種表現手法,既“詩六義”中的“賦、比、興”;一是指有別于詩、騷的一種文體,所謂“不歌而誦謂之賦”。賦作為表現手法,不假他物,“直書其事”,包含了“直說”與“敘事”兩個要素;作為文體,則“鋪采摛文,體物寫志”,重在鋪陳華采,通過描繪景物,抒寫作者的情志,如兩漢鋪張揚厲的大賦與六朝寫景抒情的小賦。柳詞善用賦法,正是將以上兩重意思引入詞中。
  1、善于吸收漢大賦鋪采摛文之法。柳永在那些描寫皇宮富麗、都市繁華以及投獻帝王達官的詞中,不僅套用了班固《西都賦》、張衡《西京賦》等大賦中的辭藻,如“中天華闕”、“都門十二”、“玉階彤庭”、“金莖承露”等,而且吸收了大賦鋪張揚厲的文法,極盡鋪排、夸張之能事,寫盡雍容富麗之氣象與繁華富庶之物態,所謂“鋪敘展洐,備足無馀”、“承平氣象,形容曲盡”。
  2、善于吸收宋玉辭賦及六朝小品文賦寫景抒情情景交融之作法。細讀柳詞,可以明顯見宋玉《九辯》、《高唐賦》、《風賦》、《登徒子好色賦》,曹值《洛神賦》,潘岳《秋興賦》,陸機《嘆逝賦》,江淹《別賦》,謝惠連《雪賦》,以及王羲之《蘭亭集序》等抒情的熏染。故在柳詞,不但長于摹景,尤能情景交融,創造出婉曲層深之意境;其二,在章法結構上得其精神。如柳詞中許多以晚秋悲景抒寫羈旅悲情的結構模式,顯然來自宋玉的《九辯》與潘岳的《秋興賦》等;而觸景生情、由東而悲的結構模式,當取法于王羲之《蘭亭集序》等。
  3、善于在語言上吸收辭賦駢偶與用典的特點。柳詞多用四六駢偶句式與排經句式,兩兩相形,整飭工致,雅麗流美,極富表現力。如“重湖疊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望海潮》);“江楓漸老,汀蕙半凋,滿目敗紅衰翠”(《卜算子》)。柳詞中還大量引用了漢魏六朝辭賦、《世說新語》以及經史、詩文中的語典事典。鄭文焯謂之“非深于文章,貫串百家,不能識別其流別”前引黃裳也說:“典雅文華,無所不有。”詞之用事用典,柳詞恐怕是始作俑者。
  4、善于吸收“賦”的“直書其事”的表現手法。前人曾指出,“柳詞總以平敘見長”,“其鋪敘委婉,言近意遠,森秀幽淡之趣在骨”,“耆卿多平鋪直敘”等等。這正說明,柳詞之鋪敘,具備了“賦”作為表現手法所包含的“直說”與“敘事”兩個要素。具體說來,其一是在詞的上片寫景下片言情的格式中,融入了較多的敘事成分,這在柳永以前的詞作中是少有的。柳詞注意將設景造境與敘事抒情結合起來,特別是在表現羈旅離愁與思舊懷人的詞作中,多將眼前之景、過去之事與當下之情打并一體,如此寫景、敘事、抒情相融,現在、過去、現在(未來)交織,層層鋪敘,自然委婉曲折。其二是柳永不的鋪排敘事,多“平敘”、“直敘”、“只是直說”較少借助比興,較少寄托。尤其是一些閨情詞,往往舍去景物描寫,以女子口吻,娓娓敘來,抒寫人物內心情感,明白而家常,有直說、說盡、淋漓盡致、不留馀蘊的特點。《錦堂春》、《擊梧桐》等說是這樣的作品。這也正是賦作為表現手法的極好運用。
  (三)關于雅俗
  柳詞風行一時廣為傳唱,詞家對其評論最多的,是指出其“俗”的特點:?柳耆卿《樂章集》,世多愛賞該洽,序事閑暇,……惟是淺近卑俗,自成一體,不知書者尤好之。
  (柳詞)骩骳從俗,天下詠之。?柳之《樂章》,從多稱之。然大概非羈旅窮愁之詞,則閨門淫媟之語。……彼其所以傳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了易悅故也。
  康伯可、柳耆卿音律甚諧,句法亦多有好處,然未免有鄙俗氣。?無論是“從俗”、“近俗”,還是“卑俗”、“鄙俗”,“俗”的確是柳詞的一個顯著特征。柳詞之俗,突出地表現在其語言的通俗易懂,表意的大膽率直,以及濃厚的世俗情味。在作法上,主要吸收漢魏樂府及唐五代民間詞的特點。清人宋翔鳳《樂府馀論》說:“耆卿失意無俚,流連坊曲,遂盡收俚俗語言,編入詞中,以使伎人傳習。一時動聽,散播四方。”可知柳永以俚俗語大膽率直的表意手法相結合,用以表現市井生活世俗情趣,甚至不避諱對-的直接描寫。使柳詞一方面迎合了當時市民階層追求個性自由、追求享樂生活的精神需要,一方面也與中和雅正的審美原則相偏離,故招致“卑俗”、“鄙俗”、“為風月所使”之類的詬病。
  但僅以“俗”字目柳詞,則未免偏狹。恰恰是另立豪放詞派、與柳分庭抗禮的蘇軾,自出手眼,最先為柳詞辯證,最先揭橥柳詞具有“雅”的審美特征。他說: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志甘州云:“霜風凄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此語于詩句不減-高處。
  關于柳詞之“不減-高處”,葉嘉瑩先生認為正在于其所寫興象之高遠闊大,聲情之雄深矯健,足以傳達一種強大的感發力量。只是其高遠之興象常與女之柔情結合在一起來抒寫,因此往往使一般人忽略其記高遠而只見其-了。蘇軾能從世人皆以為塵俗的柳詞中發見其高華渾雅之境界,不獨在推賞柳氏之一詞一語,更在振聾發聵,張揚一種登高望遠、舉首高歌的逸懷浩氣。同時,蘇軾之論,對啟發人們透過“俗事”、“俗情”以發見柳詞之“雅”,亦有著不可低估的作用。清人彭孫遹云:“柳七亦自有-妙境。今人但從淺俚處求之,遂使金莖、蘭畹之音,流入桂枝、黃鶯之調,此學柳之過也。”宋翔鳳云:“柳詞曲折委婉,而中具渾淪之氣,雖多俚語,而高處足冠群流,倚聲家當尸而祝之。”近人鄭文焯云:“屯田,北宋專家,其高渾處不減清真。長調尤能以沉雄之魄,清勁之氣,寫奇麗之情,作揮綽之聲。”夏敬觀明確指出:“耆卿詞,當分雅、俚二類。”可以說,亦俗亦雅,平處家常俚俗,高處清勁渾雅,這正是柳詞所獨具的審美特征。
  柳永既放筆慢詞,善用賦法,雅俗相兼,極富表現力,故對后世詞曲之創作影響深遠。這一方面表現在蘇軾、黃庭堅、秦觀周邦彥李清照、吳文英等詞壇大家有著不同程度之影響;另一方面,其俗詞開金元散曲之先聲,尤其是關漢卿等人的散曲創作與柳詞有著明顯的繼承關系。
  人物評價
  黃裳:予觀柳氏文章,喜其能道嘉佑中太平氣象,如觀杜甫詩,典雅文華,無所不有。是時予方為兒,猶想見其俗,歡聲和氣,洋溢道路之間,動植咸若。令人歌柳詞,聞其聲,聽其詞,如丁斯時,使人慨然有感。嗚呼,太平氣象,柳能一寫于樂章,所謂詞人盛事之黼藻,其可廢耶?
  張端義:①自宣政間,周美成、柳耆卿輩出,自制樂章。②項平齋所訓“學詩當學杜詩,學詞當學柳詞”,扣其所云,杜詩柳詞,皆無表德,只是實說。
  晁無咎: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聲甘州》云:“漸霜風凄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此真-語,不減-高處矣。
  蘇軾:人皆言柳耆卿俗,然如“漸霜風凄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高處,不過如此。
  胡寅: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柳奢卿后出,掩眾制而盡其妙,好之者以為不可復加。
  陳振孫:其(柳永)詞格固不高,而音律諧婉,語意妥貼,承平氣象,形容曲盡。
  葉夢得:柳永為舉子時,多游狹邪,善為歌辭。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為辭,始行于世,于是聲傳一時。余仕丹徒,嘗見一西夏歸朝官云:“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
  陳師道:(柳永詞)骫骳從俗,天下詠之。
  王灼:(柳永詞)淺近卑俗,自成一體,不知書者尤好之。
  俞文豹:東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問:“我詞何如柳七?”對曰:“柳郎中詞,只合十七八女郎,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蘇軾)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
  嚴有翼:(柳永詞)所以傳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悅故也。
  李清照:①有柳屯田永者,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于世。②露花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久成。
  周濟:清真詞多從耆卿奪胎,思力沉摯處,往往出藍。然耆卿秀淡幽艷,是不可及。
  陳廷焯:秦寫山川之景,柳寫羈旅之情,俱臻絕頂,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
  宋翔鳳:耆卿失意無聊,流連坊曲,遂盡收俚俗語編入詞中,以便伎人傳唱。
  鄭文焯:(柳永詞)高渾處不減清真,長調尤能以沉雄之魄,清勁之氣,寫奇麗之情,做揮綽之聲。
  劉永濟:其通俗之作,本代歌記抒情,自必為此輩所喜聞樂道者,故其所作,傳布極為廣泛。
  夏敬觀:耆卿多平鋪直敘,清真特變其法,回環往復,一唱三嘆,故慢詞始盛于耆卿,大成于清真。
  吳熊和:在北宋重聲樂的時代氣氛中,光靠歌詞是難以傳之遐邇、雅俗共賞的。(柳永詞)是得力于新聲,即大量新興曲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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